对比起来有些讽刺的是,相比于外界一直执着于在跨性别者群体身上“找不

简介: 对比起来有些讽刺的是,相比于外界一直执着于在跨性别者群体身上“找不同”、把他们塑造成“麻烦的一群人”。

但在二审书中,一些在基本劳动仲裁内容之外的文字却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。

法院先是对高某某因变性受到同事针对排挤一事做出了清晰的表态:“高某某有权以女性的身份进行如厕,其他同事也应当接受高某某的新性别”并在书最后附上了一段近千字的话:“我们也确有必要逐渐转变我们的态度”“只有我们容忍多元化的生存方式,才能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观念,才能为法治社会奠定宽容的文化基础”“我们尊重和保护变性人的人格、尊严及其正当权利,是基于我们对于公民的尊严和权利的珍视”要知道,从这一案例走入大众视线开始,关于高某某变性人身份的讨论就断断续续没停过。

但这次,是国内法院第一次以观点表态的方式,展现其在变性人议题上的立场,并且向社会呼吁对多元生存方式的包容:广场上的钟声,第一次为变性人敲响。

在这一案例中,大家讨论的集中点还只是“上哪个厕所”“膈不膈应”,问题相对平和。

但在现实生活中,附加在变性人身上的是更为羞辱、更为极端的标签:觉得变性人心理阴暗,觉得变性人心理变态,觉得变性人扭捏做作,觉得变性人不知检点、觉得变性人不好交往…

可不知大家是否想过,在我们评价这一群体之前,一些东西正在被理所当然地忽视:纠缠在他们身上的负面偏见,可能是被逼如此。

01被“自然而然”敌对的人群当当案例中普通人对变性人以及跨性别者的“膈应”言论,只是他们所经受伤害的冰山一角。

对他们来说,展现出明显的跨性别特征,就等于迈入了暴力与冷暴力的等待线中。

”短片《我本佳人》的主角刘婷,在2007年曾因“背着尿毒症妈妈上大学”的感人事迹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,那时的名字还是刘霆。

在母亲的回忆里,刘婷在每一个单位都会受到不男不女的歧视。

纪录片《变性人》中本职是化妆师的尼娜,青春期时悄悄混在一次万圣节狂欢中,第一次尝试了女装。

即便在所有人都会变装的万圣节,没人会觉得“男孩子女装”过于奇怪,但当她穿上裙子、走在熟人面前时依旧会心惊害怕。

因为在尼娜16岁时,仅仅是因为偷着看了《灰姑娘》的电影,这一被视为“跨性别倾向”的行为就招来了殴打。

即便是在多年后,尼娜完成了变性手术、终于不再沉陷于性别焦虑,她依旧会因那时的无助而颤栗。

“当时我的祖父母在门外,一直拍门,想让他别再打我,但是他们没有钥匙,钥匙在父亲手上。

”在尼娜看来,父亲对“儿子的奇怪动作”早有察觉,《灰姑娘》只是问题爆发的导火索。

在许多关于变性人的暴力或歧视中,施暴者口中那些激怒他们的“过分行为”,放在正常语境下都很微不足道。

男孩看公主童话《灰姑娘》,又或是做一个轻柔的手势,就足以成为歧视者眼中的“原罪”。

其实这与舆论中经常讨论的校园暴力问题十分相似,受害者可能只是因为性格内向孤僻,又或是身体上的缺陷,就会被沦为被暴力的对象。

在另一则关于跨性别儿童的报道中,一位男孩乔瑟夫从三四岁就表达出明确的“想做”女孩的意愿。

他希望长大后自己能“有胸”,而且在没有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,把自己的生殖器官视为天生缺陷。

他的父母在几年间一直半强迫半引导地要求他以男孩的方式生活,直到母亲偶然在卫生间发现,乔瑟夫手握着指甲刀想要自残,尽管脸庞稚嫩,但流露出了一副“决定要下手”的神情。

虽然这对父母从不曾进行任何言语或行为暴力,但当他们逐渐理解孩子的心境时,仍会为曾经的行为自责:“我真的虐待她了。

”乔瑟夫与父母之间的关系,已然是变性人家庭中颇为理想的状态。

更常见的的情况,是跨性别者在家人及社会的下,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痛苦、假装自己是个正常人。

人们嗤笑变性人“扭捏”“造作”,其实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异性的方式被扶养长大,因此只能在成年、无法忍受之时尝试拙劣的模仿,努力靠近心中所认可的那一性别。

乔瑟夫在正常以女孩的方式生活、被对待的状态下,成长为了一个活泼开朗而温柔的孩子。

但遗憾地说,这样的幸运是少数,但与此对应的,是一些被无数恶意折磨到精神崩溃的跨性别者。

变性之前,被内心的灵魂诉求折磨;变性之后,折磨方换成了无尽的外在恶意。

行至绝境后,她开始“一直向下落”,沦落到迎合一项对变性人最为羞辱的社会歧视:对比乔瑟夫与蒂芙尼的经历与性格,有些问题的昭然若揭——是谁在推着蒂芙尼往下落?

”这样的想法并无恶意,只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,在权衡现实利弊之后,伪装起来仿佛是最好的“保护方法”。

因为旁观者往往难以理解,习以为常的性别,为何对他们而言是不可屈服的天性。

那位曾被评为道德模范的变性人刘婷,总该是这类疑惑中“最该忍着”的人吧。

在孝心事迹被报道时,刘婷的想法极其。

可最后才发现,就算带上了自认为“足以压制内心”的名声枷锁、被放置于公众视野中、被评为了道德高度的标杆,她也始终无法继续适应男性的身份。

在了解一些变性人的故事时,你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在性别一事上“赴死般”的坚定。

因为没有哪一种“赴死般”的决绝,能用勇敢轻易概括。

跨性别者的统一困境,是身体与内心性别不符所延伸出的焦虑痛苦。

即便是懵懂无知的跨性别儿童,也会天然地察觉到这份认知失调,就像试图躲在卫生间、用自残结束痛苦的孩子乔瑟夫。

而长期伴随的社会压力,让跨性别者们对他人的评价极为敏感、又容易自卑。

这样的情绪在他们身上催生出了一个现象——主动逃往社会边缘,害怕被发现,害怕被讨伐:常年伪装自己、试图修正身上所有带有“异性”特征的细节,并减少与他人的交心。

而且在伪装异性-性别焦虑的恶性循环中,只有一种感受会被反复确认,那就是痛苦。

越伪装,跨性别者越能体会到其间的苦楚,觉得自身与“正常社会”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。

这导向了一个选择:是让内心的痛苦停下,还是让外在的痛苦停下。

可外在社会是难以改变的、道德谴责在有生之年都不会停下,所以变性,成了一些人救赎痛苦的唯一稻草。

这或许才是他们“勇敢”背后的原因,面对无数陌生人随意贬低也要进行变性手术的原因。

这不免让人想要发问:变性手术到底改变了什么,是改变了什么“天大的事”、犯下了什么“天大的错”吗?

可这一问题的,恐怕所有人都心知肚明:“除了性别,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
”在公布变性消息后备受指责与揣测的刘婷,没有因为变性了就不照顾母亲,从道德模范变为道德败坏。

此前她始终为了母亲的病情默默忍受跨性别者的身心痛苦,”甚至想过为了母亲什么都能付出,要“我可以舍弃自己残缺的人生,去让她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”。

在各种复杂原因的驱动下,人们在关注这一群体时,总是长久地把目光聚焦于他们的“异样”,却忽略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故事。

他们像爱美的普通人,为了追求外表的完美,做整形手术、形体训练等等,让自己在变性后能更接近普通女性,或者更接近普通男性。

只是他们的“变美之路”,会遭受更多异样目光的打量乃至嘲笑。

对比起来有些讽刺的是,相比于外界一直执着于在跨性别者群体身上“找不同”、把他们塑造成“麻烦的一群人”。

比如增肌、调整走路习惯,成为一个真正的男模,不愿意让变性人成为职业上的噱头。

刘婷的文章中曾提及:“我经过残缺的、被排挤的童年,那时的我比最丑的女孩,还要遭难许多。

”这段叙述中,其实存在着一个微妙的对比:人们对跨性别倾向的歧视,和对丑陋、肥胖的歧视可能没什么两样。

“因为痛苦是不被了解的,也不是写在脸上的,人们对我只有嘲笑和厌恶”人性的阴暗面总在推动寻求“异端”、创造歧视,并借此来满足自身情绪的发泄与优越感的满足。

就像最常见的校园暴力或冷暴力,发生在对外貌、身材、成绩、家境、性格的歧视上。

跨性别倾向也是这些鄙视链的同类,只不过是频率低、更为小众。

人们习惯于排斥、不待见那些不同的人,却时常忘记,这些不同从来没有对他人或环境造成任何伤害。

而且坦白说,这些鄙视链本身毫无意义,因为它们从未触及“生而为人”的价值。

当下,公众对待变性人群体、或是跨性别群体最普遍的态度,或许就是“膈应”。

举例而言,如果一位同事突然宣布了自己的跨性别身份、开始女装/男装,并最后选择变性手术,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会不适应,然后感到不适。

其实,这一反应和跨性别者痛苦的源头一样,都是性别错位,只不过是观察视角下的认知错位:“你以为他是女性,但其实她是长着女性身体的男性。

所以很多人发现,如果是公众报道里的变性人,自己能很轻松地表达支持与尊重;但出现在自己身边,这一态度就会发生动摇。

难以接受、觉得不舒服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,因为就像当当网书中说的,它是社会包容缓慢建立过程的一部分。

所以更重要的,是接下来如何表态:有人会选择将不快的情绪向外表达,觉得自己被冒犯。

在当下,这个被认为男女差异正在逐渐淡化、更为公平的时代里,跨性别者也应当被包容进消除性别歧视的中去。

还是那句话,膈应的情绪,是社会重新审视、认知、接受这一群体漫长过程中的一部分。

”不知道法官们在当当案书最后写下的这句话,能否真正成为呼吁的激荡钟声。

但,如果你从来不曾理解过这一群人的悲剧,或许请试试“穿上他们的鞋子”、了解他们的故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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